人权与死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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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权不是天生的（innate）概念，它要到18、19世纪自然法学说（natural law theories）兴起后，才逐渐为世人所熟知。简单来说，所谓「A对某事享有基本人权」，便意谓着「A对于某事有一种特殊的便利，这种特殊的便利是因着其为人的身分而获得保障的」。生命权、自由权、财产权，这是西方学界公认最为基本的自然权利，任何人或政府不得任意加以立法侵犯。
但这并不表示「天赋人权」是纯粹外来文化霸权下的产物，没有普遍性可言。近代哲学家洛克（Lock）在《政府论次讲》（Second Treatise of Government）便明言，上帝造人是一律平等的，因此「无人有权侵犯他人生命、健康、自由及财产」，这是上帝为人类理性所立下的自然法则。杰佛逊（Thomas Jefferson）在起草「美国独立宣言」（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）时亦受此启发，强调「我们视这些直理为自明的（self-evident），即：所有人都是受造为平等的……。」
在君权神授的世代，人权理论的兴起，宛如破晓的曙光，预告了新自由平等时代的到来。可惜，人权的「福音」正如同基督信仰「因信称义」的道理一样，甚难为世人所理解，总是不断要附加上许许多多的但书，或例外条款。美国南北战争前，许多白人相信「天赋人权，但是黑奴除外」；直到1960年代第二波女权运动兴起，还有不少人主张「男女本不同，二性如何平权」；迈向公元2001年，世界上仍有少数几个国家坚持「囚犯是没有资格讲人权的」。
令人汗颜的是，台湾便是独不信「邪∕人权」的其中之一。这一方面是出于过去政治戒严的钳制，另一方面则是受到中国儒家封建思想的影响，以致于国家福祉、社会需要随时可以淩驾于个人权利之上，动不动就要「视国家兴亡为己任，置个人死生于度外」。是以区区蕞尔小岛竟也创下了不少立宪国家之最：有「临时」了将近四十年之久的动员勘乱时期临时条款；有自1945年早已失效却沿用至今、与刑法量刑两相捍格的惩治盗匪叛乱条件……。
其遗害莫此为甚的是，造就了「法盲」、「宪盲」的顺民无数。是以一谈到废死刑，大多数人的反应便是，诉诸「以命偿命」的旧思惟，质疑死刑犯岂还有人权可言？！浑然不知宪法第十五条保障人民有生命权，第二十三条只允许国家以法律「限制」生存权，国家能否据以「剥夺」人民的生存权是值得再行商榷的。
更甚者，倘若人权果真如洛克所言，是上帝白白赐予的，人岂能掠夺上帝的荣耀，将之视为美德善行的报偿？或当成某种可以自个关起门来夸口却拒他人于千里之外的殊荣？答案当然是不能！如同「称义是因着信，不在乎遵行律法」，同理，人之享有生命权也是因着创造的上主，而不是自己的好行为。这样看来，人权也者，是「本乎信，也属乎恩的」。人权既是先天的（apriori）价值信念，不能为后天（aposteriori）的经验所否证，我们又是凭什么可以说死刑犯没有人权呢？联合国1996年12月16日通过的《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》正是有见于此，深信死刑的废除是生命权的发扬，才于第六条明文规定「任何被判处死刑的人应有权要求赦免或减刑。对一切判处死刑的案件均得给予大赦、特赦或减刑」。
新任总统陈水扁日前在就职演说中承诺，未来四年要将国际人权公约国内法化，将台湾纳入国际人权体系，并设立国家人权委员会，值此之际，强调尊重生命的基督徒岂不应加紧推动死刑的废除，投入打造二十一世纪人权台湾的行列！
本文章为死刑存废的再思系列文章。
本文原于2000年刊登在「信望爱议题——陈文珊的死刑议题研究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