柴斯特頓——歡笑的先知
【作者:作者：楊腓力（Philip Yancey）譯者：莊柔玉】越過急澗山嵐 2010.11.21
有人問柴斯特頓（G. K. Chesterton, 1874-1936），假如他的船擱淺在荒島上，他最希望隨身帶著的是哪一本書？柴斯特頓毫不考慮地答道：「這還用說，當然是《造船術實用指南》！」假如流落荒島的是我，而又容許我在聖經之外攜帶一本書，我會選擇柴斯特頓的屬靈自傳《回到正統》（Orthodoxy）。我不曉得怎會有人拿起書名如此駭人的一本書，我只知道自從某天翻開它，我的信仰便不再一樣。
《回到正統》為我的信仰帶來生氣及全新的探險精神；作者雖然是維多利亞時代一個重達三百磅、思想「多焦」的新聞工作者，然而我個人的心靈探索歷程竟與他有著奇特的相似之處。
有時候，柴斯特頓被稱為「沒有大師級作品的大師」，這也許是新聞工作這個特定職業帶給他的詛咒。他一生大部分時間都是一份思想週報的編輯，寫過四千篇題目或瑣碎或重要的文章。當現代主義、共產主義、法西斯主義、和平主義、決定論、達爾文主義及優生學等思潮鋒芒嶄露，他跨越了由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的轉變期。他檢視每一種思想，然後發現自己愈來愈堅持基督教是惟一能抵禦這些強大力量的堡壘。最終他接受了基督教信仰，不單單因為基督教是文明的支柱，而是因為它表達了世界最深邃的真理。他在一個多數人加入英國國教的國家，卻公開受洗加入羅馬天主教會。
作為一個思想家，柴斯特頓起步較慢。他直到九歲才會閱讀，父母曾針對他的智能問題求教於腦科專家。他讀過藝術學校，但中途輟學，一生並未讀過大學。後來的事實卻顯示，他有驚人的記憶力，年屆高齡還能詳述成千上萬個曾閱讀或評論過的故事情節。他寫了五部小說、兩百則短篇故事，當中包括一系列以布朗神父（Father Brown）為主要人物的偵探小說；他也嘗試寫過戲劇、詩歌、民謠。此外，他撰寫了勃朗寧（Robert Browning）、狄更斯（Charles Dickens）等人物傳記；詮釋了英國的歷史；譜寫了法蘭西斯（Francis of Assisi）、阿奎那（Thomas Aquinas）和耶穌的生平故事。雖然寫作的速度極快，弄錯了不少事實，但他處理問題的那份洞察力、熱忱、機智，令最苛刻的批評者也不得不站直身子、拍手歡呼。
柴斯特頓間或到歐洲旅遊，又曾橫渡大西洋到美國觀光〔促成了《我在美國的見聞》（What I Saw in America）一書的誕生〕。不過，他大部分時間都留在家中，廣泛閱讀，寫下所接觸的一切。那些歡鬧的探險歷程，大多發生在他巨大而不修邊幅的腦袋瓜裡。雖然這樣，我們卻不能低估柴斯特頓對他人的影響。甘地（Mahatma Gandhi）不少有關印度獨立的意念來自柴斯特頓；他的一本小說激發科林斯（Michael Collins）爭取愛爾蘭獨立的靈感；而魯益師（C. S. Lewis）也以柴斯特頓為屬靈的啟蒙老師。
我開始認識柴斯特頓時，他已過世超過三十年了；但他復甦了我垂死的信仰，一如他感染過許多人。「我正是那個可笑的人，付上無比的勇氣，只不過發現了前人早已發現的事物。」柴斯特頓歡欣鼓舞地宣稱：「我的確試過建立一套自己的異端邪說；卻在最後修訂的階段，發現那原來就是正統信仰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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柴斯特頓把今生視為一場宇宙的海難，尋找意義的人彷如從酣睡中醒來的水手，赫然發現珍寶散佈各處，而這些正是一個他幾乎想不起的文明遺下的殘跡。他把金幣、羅盤、華麗服飾等殘片逐一撿起，試著理出頭緒。墮落的人類就是處於這樣的光景：大自然、美貌、情愛、喜樂等塵世間的美事，仍然帶著它們原來意義的痕跡，但遺忘及失憶卻玷污了神在我們裡面的形像。
繼《回到正統》後，我翻閱了許多柴斯特頓的作品。（他寫過上百本的書。大部分作品都是由柴斯特頓口述，秘書筆錄，然後他在初稿上作少許改動。這可讓身為作家的我，足足沮喪了好幾個星期。）那時候，我的寫作正以痛苦為題，柴斯特頓的小說《名叫星期四的人》（The Man Who Was Thursday）對這個陰暗主題的處理，給予我很多靈感。令人驚訝的是，這本與《回到正統》風格迥異的書竟是同年的作品。柴斯特頓後來解釋，他當時正苦苦糾纏於絕望、邪惡、人生意義中，甚至瀕臨精神崩潰。後來，他走出憂鬱，設法在昏暗如斯的世界建立一個抱持樂觀精神的理由。《回到正統》及《名叫星期四的人》就是他研讀聖經《約伯記》的成果；一部是思辯曲折離奇的護教作品，另一部堪稱結合間諜與夢魘的驚悚讀物。
在《名叫星期四的人》中，柴斯特頓並未削弱痛苦和自由意志那不可估量的奧祕，相反地，他把那些奧祕轉化成維護信仰的論據。就是從最不利的一面看，即使世上僅存最低限度的美善，而大自然又只顯露神的背面，這個宇宙仍然提供了信仰的理由。在神對約伯說的一番話中，祂提及的並非友善的大自然，而是其凶猛狂野的一面──河馬與鱷魚、雷暴與風沙、母獅與山羊、野牛與鴕鳥。大自然呈現的不是別的，正是一個神祕、難以估量的神，一個「完全的他者」，配得人類的敬拜。對於現實的祕密，我們或許只能掌握一些線索，但那是何其玄妙的線索！柴斯特頓後來解釋：「僅僅是存在，即使還原到最基本的層次，也玄妙得足以叫人興奮不已。與虛無相較，任何事物都顯得壯麗動人。」
對柴斯特頓來說，也是對我來說，有神的謎團總較無神的答案令人滿意。我同樣相信，今生的美事是一場海難遺下的殘跡，憑著這些光明的線索，人可霎見被黑暗籠罩的現實的真相。神以更多的問題回答約伯的問題，彷彿在說存在的真相遠非我們所能理解。世上存留的，除了是神原本設計的殘跡外，就是一種自由，一種選擇相信或離棄這樣的神的自由。
就此，柴斯特頓感受的是一份不攙雜的感激，他的回應活現在一首短詩中：
另一天又將過去，
其中我的眼睛、耳朵、雙手健在，
而偉大的世界就在身邊；
明天又是另一天的開始。
為甚麼我能享有兩天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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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了透徹了解人類的痛苦外，柴斯特頓似乎深深為痛苦的對立面──喜樂──著迷。他認為唯物論太淺薄了，未能解釋塵世偶爾乍現的驚詫與愉悅，這種感覺給性愛、分娩、藝術創作等人類的基本行為，賦予了一種近乎奇幻的色彩。
為甚麼性愛能帶來樂趣？繁殖確實無須借助歡愉：有些動物只消分裂兩半就可進行繁殖，人類甚至採用不牽涉快樂的人工受孕法來繁殖下一代。為甚麼吃喝能令人陶醉？植物和低等動物沒有奢華的味蕾，仍能攝取足夠的營養。為甚麼要有繽紛的顏色？有些人不能辨別色彩，仍能生活安好，為甚麼需要把影像弄得這樣複雜？
讀了無數本有關痛苦問題的書後，我赫然發現自己從未碰上一本談論喜樂的著作，亦從未遇過一位對人類喜樂的經驗百思不解，且表示迷惘的哲學家。然而，喜樂聳現成為一個巨大的問題：相對於基督徒的痛苦，喜樂恰恰成為無神論者的哲學問題。在喜樂這問題上，基督徒絕對可以輕鬆面對。一個良善而慈愛的神，自然希望祂創造的生物享受愉悅、歡樂和個人的滿足感。基督徒一向以此為假設，然後尋找方法解釋痛苦的起源。無神論者難道不應肩負同樣的任務，解釋在一個任意及無意義的世界中喜樂的由來？
踏上了漫長的心靈旅程後，柴斯特頓重回信仰的懷抱，因為只有基督教能提供線索，解開這些殘跡的奧祕：「首先，我打從心底感受到世界是不會自我解釋的……第二，我感到不可思議的力量應該蘊含意義，而意義背後應該有創造意義的人。世界上的事情有如帶著個人色彩的藝術品……第三，就那個用意而言，我認為最初的設計是美好的，儘管有一些瑕疵，但瑕不掩瑜。第四，表達感激之心最恰當的方式是謙卑和節制：我們感謝神賜予啤酒和勃艮第葡萄酒，但不多喝⋯⋯最後，也是最奇怪的一點，我的腦海浮現了一個模糊而廣闊的印象：在某方面來說，一切美善之事都是從原始時代的廢墟中貯藏並神聖地保存下來的。人救回了自己的美善，有如魯賓遜從破船中撿回自己的物品。」
柴斯特頓氣勢磅礡地，一下子助我們澄清了喜樂的問題。喜樂從何而來？柴斯特頓探索了不同的可能性，最後認定基督教是喜樂存在世上惟一合理的解釋。喜樂的時光正是一場海難後沖到岸邊的殘片，是延伸於時間軸上天堂的碎屑。我們必須輕輕地處理這些遺物，一方面應當以謙卑和克制的心加以使用，另一方面則不應視之為我們應得的而加以奪取。
正如柴斯特頓所觀察的，與其說性濫交是對性的評價過高，倒不如說它降低了性的價值。「抱怨只能結一次婚，就像抱怨只能出生一次，與當中涉及的無比興奮絕不能相提並論。這個抱怨顯示的，不是對性的極端敏感，而是異乎尋常地麻木⋯⋯一夫多妻制就是對性缺乏認識；就像一個人心不在焉地採下五顆梨子一樣。」
我參加過的教會，向來都大聲疾呼、強調享樂的禍害，以致我極少聽到懷著盼望的信息。在柴斯特頓的引導下，我漸漸把性愛、金錢、權力及感官享受，視為神賜給人的禮物，但在墮落的世界，這些禮物有如爆炸品一樣必須小心處理。我們已失掉伊甸園未受污染的純真，如今每件美好的事物同時意味危險，潛伏著被濫用的危機。吃淪為暴食，愛變成淫慾，一路上，我們逐漸看不見賜給我們喜樂的是誰。古時的人把美好的事物變成偶像；如今，現代人稱之為沉迷。這兩種情況都顯示，原來的僕人變成了暴君。
每逢週日，我扭開收音機或電視都會聽見，傳道人譴責吸毒、淫蕩、貪婪，以及在美國街道肆無忌憚的罪行。對這些顯然濫用神恩賜的行為，除了責備之外，我們或許應該向世界展示這些恩賜其實從何而來、好在哪裡。邪惡最大的勝利也許是把宗教描繪成享樂的敵人，真相卻是：我們享受的一切，都是創物主慷慨地施予世界的。
「就『正常』一詞的準確意義來說，我是正常的。」柴斯特頓說：「意思是我接受秩序；對創造主和受造物的秩序，抱持感激之情，接受創造、生命和愛是上天賜予的永恆美事，而婚姻和騎士制度是恰當地管理它們的法規。」在柴斯特頓的影響下，我漸漸認識到一種要變得較「正常」的需要。從前，我把信仰視為一種寡言的、嚴酷的屬靈操練，一種苦行主義與理性主義的結合，喜樂於是被白白浪費掉。柴斯特頓使我重拾一種對生命活力的渴求，這種活力來自人與神的聯繫；正是神從無到有的創造，帶給我世上萬物的樂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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柴斯特頓指出：「一個人下跌的角度可以有無限個，但叫人站住的卻只有一個。」他最終因身體過重「下跌」，無法達到自己滔滔不絕宣講的平衡。他不僅不知不覺採下五顆梨子，甚至全部吃掉。體重徘徊在三、四百磅之間，加上健康欠佳，他被取消從軍的資格，這使得他受到一次唐突無禮的對待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，一個上了年紀的婦人在倫敦的街道上瞥見柴斯特頓。這個愛國者憤憤不平地說：「為甚麼你不在前線（out at the front）？」柴斯特頓神態自若地答道：「親愛的女士，妳如果稍稍站過來一點，就會看見我正在前線。」（編按：out at the front可解釋為「前面突出」；柴氏意指自己突出的身型。）
獨特的外型使柴斯特頓成為倫敦諷刺漫畫的寵兒。熟練的漫畫家閒閒幾筆就可捕捉他的神韻：從側面看他就像一個巨型的大寫字母 P。這個特色，加上其他怪癖，使他的名聲更為顯赫。柴斯特頓大部分古怪行為，跟典型那種不修邊幅、心不在焉的教授十分相似。他不結領帶出席婚禮，一雙鞋子還黏著價格標籤。靈感來了，他就隨手撿起任何紙張，甚至是牆紙，草草寫下筆記，有時候甚至渾然忘我地站在馬路中央。有一次，他打電報給妻子：「正在哈伯勒市場。該往何處？」她打電報回覆：「回家。」
柴斯特頓樂於跟當時的不可知論者和懷疑論者進行公開辯論，最著名的對手首推蕭伯納。那時候，一場信仰辯論足以叫演講室座無虛席。柴斯特頓經常遲到，到場後他透過夾鼻眼鏡盯著自己那些凌亂的紙條，接著就開始娛樂他的觀眾：擺出一副緊張的神情，手指亂掏口袋，以假聲為自己講的笑話捧腹大笑。他往往把觀眾吸引到自己這一方，然後招待被他大懲小戒的對手到就近的酒吧慶祝。「蕭伯納就像米羅的維納斯，他的一切都教人敬佩！」說罷，就深情地為這個朋友乾杯。
漢米爾頓（Cosmo Hamilton）是柴斯特頓的一個爭辯對手，以下是他所描述的個人經驗：
聽著柴斯特頓隆隆的笑聲……看著他對我作出人身攻擊後，自己卻笑彎了腰，目睹他密集地發出雌孔雀般喜樂的笑聲，以運動員的精神令一群驚愕的觀眾沉醉在爆發的歡笑中；對諸神來說，這一切不失為一個奇景⋯⋯對這個埋首字典的頑童、滿口哲理的小飛俠彼得潘、幽默風趣的約翰遜博士（Dr. Johnson）、和善而華麗的小天使、淵博而有智慧的學者；我離開那房間時，多了一份自此與日俱增的尊敬和讚賞⋯⋯何等怪異、巨大、奇妙、深刻、怡人！前所未聞，日後亦難得一見。
在柴斯特頓的年代，嚴肅持重的現代人正尋求一種全新的統一理論，以解釋過去，寄望將來。蕭伯納把歷史視為階級之間的鬥爭，提出一套社會烏托邦理論作為救世良方。根據威爾斯（H. G. Wells）的詮釋，過去正逐步往進步和啟蒙演變與推移（一個大半個世紀以來飽受駁斥的觀點）。弗洛伊德（Sigmund Freud）揭櫫了不受潛意識壓抑和束縛的人類前景。諷刺的是，三位提倡進步的人都是面容嚴峻的。前額皺紋滿佈、一雙瞳孔深沉而焦慮不安的他們，卻娓娓陳述眼中樂觀的前景。與此同時，面泛粉紅的欣喜、眼睛閃閃發亮、不和諧的金鬍子噗噗作響的柴斯特頓，正快樂地捍衛原罪、最後審判等「反動」觀念。在一個充斥著鄙視宗教的「有識之士」的社會，柴斯特頓似乎本能地意識到，一個嚴峻的先知難以打動人心；他寧可扮演逗樂小丑的角色。
柴斯特頓聲稱不信任「嚴厲、冷淡、瘦削的人」，這也許解釋了我為甚麼愈來愈喜愛胖嘟嘟、令人愉快的辯解者。今日的教會，正是嚴肅持重者的天下。福音派信徒是奉公守法的公民，大多數美國人都樂意與他們為鄰，卻不大情願多花時間與他們相處。神學家拉長著臉，就「信仰的當務之急」進行演說。電視佈道家梳著一絲不苟的頭髮（往往還染上顏色），充滿自信地點名譴責敵基督、預告世界末日何時來臨、宣告怎樣在這段期間活出豐盛而健壯的生命。宗教保守分子呼籲重整道德，基督徒普遍以節制、勤奮、功績作為信仰的基本證明。
急於指出我們有多好的基督徒，也許忽略了一個基本事實：福音是帶著「以善勝惡」（eucatastrophe）的姿態來到世上，那是一個極美好的事物臨到極糟糕的群眾身上的救贖時刻。「悔改的大多數」或「罪得赦免的大多數」，豈非較「道德高尚的大多數」更能準確界定基督徒的特質？
柴斯特頓指出：「基督教的理想，並不是經過試驗後發現行不通，而是因為難於實現而沒人嘗試。」真正的問題不是：「為甚麼這樣糟糕的基督教竟自稱美好？」反之，真正的問題是：「為甚麼人世間的事情這麼糟糕仍自稱美好？」柴斯特頓樂於承認教會大大有負福音所託。事實上，他指出，基督徒失敗的見證，正是一個支持基督教信仰極有力的論據，這正好印證了聖經有關墮落和原罪的教導。世界出現問題，更加證明了教會的基本教義是對的。
《倫敦時報》（London Times）邀請一些作家以「世界的問題出在哪裡？」為題撰寫文章。柴斯特頓提供了最簡短和切題的回答： 編輯先生：
在我。
柴斯特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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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天，我們仍然需要柴斯特頓。當文化和信仰變得更加分離，我們不妨汲取他的才華、他使人愉快的作風，尤其是他慷慨而愉悅的精神。當社會趨於兩極化，就如我們的社會情況，文化與信仰彷彿站在一座大分水嶺的兩方，互相叫囂。柴斯特頓採取另一進路：他走到吊橋中央，向任何一位欲作戰的武士大聲挑戰；然後，他使站在兩方的人都縱聲大笑。縱使有不少個人的怪癖，他卻充分闡揚了基督教信仰；論機智、幽默感和純粹的智力，絕不亞於任何一個晚近時代的人。任何人若斗膽把世界從神和道成肉身的教義分割開來，他樂於親自或藉文字接受其挑戰，以騎士的熱忱捍衛最後一座堡壘。
柴斯特頓自己曾說，帶憂傷色彩的現代社會需要不一樣的先知，以前的先知提醒人類大限將至，今日的先知該提醒人類死期未到。由那個腰圍寬大、笑聲澎湃的先知擔此重任絕對綽綽有餘。艾略特（T. S. Eliot）曾作以下的評論：「說到在現代社會中，確保重要的少數群體的生存――我認為他所作的較任何同年代的人都多。」我曉得他為我所做的，每當我感到信仰再次枯竭，就會走到書櫃旁拿起一本柴斯特頓的書，然後，探險之旅又重新展開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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柴斯特頓作品推介
不用說，我建議讀者先看《回到正統》。喜愛這本書的話，可進而閱讀《永在的人》（The Everlasting Man），柴斯特頓在書中總結了耶穌的一生。《聖法蘭西斯傳》 （St. Francis of Assisi）和《聖多瑪斯傳》（St. Thomas Aquinas: The Dumb Ox）兩部傳記，也值得一讀。此外，柴斯特頓的文章已集結刊印成不同的書冊。超級忠實的讀者不妨留意伊格內修斯出版社（Ignatius Press）的一項浩大工程：《柴斯特頓作品全集》（The Collected Works of G.K. Chesterton），其中三十五冊已經面世。小說迷或可挑選《名叫星期四的人》及布朗神父小說系列。坊間有幾部寫得不錯的柴斯特頓傳記，但論到娛樂性（或令人興奮的選擇），絕對比不上他親自動筆的《自傳》（Autobiography）。最後，讀者切勿遺漏了美國西頓大學（Seton Hall University）資料豐富的季刊《柴斯特頓評論》（Chesterton Review）。
本文改寫自楊腓力《靈魂倖存者：他們助我跨越信仰危機》（Soul Survivor: How My Faith Survived the Church, Doubleday, 2001）其中一章，已獲授予版權。中譯本由香港學生福音團契出版社出版（2002年）。
抽言：
1. 今生的美事是一場海難遺下的殘跡……存留的，除了是神原本設計的殘跡外，就是一種自由，一種選擇相信或離棄這樣的神的自由。
2. 相對於基督徒的痛苦，喜樂恰恰成為無神論者的哲學問題。
3. 邪惡最大的勝利也許是把宗教描繪成享樂的敵人。
4. 「悔改的大多數」或「罪得赦免的大多數」，豈非較「道德高尚的大多數」更能準確界定基督徒的特質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