柴斯特顿——欢笑的先知
【作者:作者：杨腓力（Philip Yancey）译者：庄柔玉】越过急涧山岚 2010.11.21
有人问柴斯特顿（G. K. Chesterton, 1874-1936），假如他的船搁浅在荒岛上，他最希望随身带着的是哪一本书？柴斯特顿毫不考虑地答道：「这还用说，当然是《造船术实用指南》！」假如流落荒岛的是我，而又容许我在圣经之外携带一本书，我会选择柴斯特顿的属灵自传《回到正统》（Orthodoxy）。我不晓得怎会有人拿起书名如此骇人的一本书，我只知道自从某天翻开它，我的信仰便不再一样。
《回到正统》为我的信仰带来生气及全新的探险精神；作者虽然是维多利亚时代一个重达三百磅、思想「多焦」的新闻工作者，然而我个人的心灵探索历程竟与他有着奇特的相似之处。
有时候，柴斯特顿被称为「没有大师级作品的大师」，这也许是新闻工作这个特定职业带给他的诅咒。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份思想周报的编辑，写过四千篇题目或琐碎或重要的文章。当现代主义、共产主义、法西斯主义、和平主义、决定论、达尔文主义及优生学等思潮锋芒崭露，他跨越了由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的转变期。他检视每一种思想，然后发现自己愈来愈坚持基督教是惟一能抵御这些强大力量的堡垒。最终他接受了基督教信仰，不单单因为基督教是文明的支柱，而是因为它表达了世界最深邃的真理。他在一个多数人加入英国国教的国家，却公开受洗加入罗马天主教会。
作为一个思想家，柴斯特顿起步较慢。他直到九岁才会阅读，父母曾针对他的智能问题求教于脑科专家。他读过艺术学校，但中途辍学，一生并未读过大学。后来的事实却显示，他有惊人的记忆力，年届高龄还能详述成千上万个曾阅读或评论过的故事情节。他写了五部小说、两百则短篇故事，当中包括一系列以布朗神父（Father Brown）为主要人物的侦探小说；他也尝试写过戏剧、诗歌、民谣。此外，他撰写了勃朗宁（Robert Browning）、狄更斯（Charles Dickens）等人物传记；诠释了英国的历史；谱写了法兰西斯（Francis of Assisi）、阿奎那（Thomas Aquinas）和耶稣的生平故事。虽然写作的速度极快，弄错了不少事实，但他处理问题的那份洞察力、热忱、机智，令最苛刻的批评者也不得不站直身子、拍手欢呼。
柴斯特顿间或到欧洲旅游，又曾横渡大西洋到美国观光〔促成了《我在美国的见闻》（What I Saw in America）一书的诞生〕。不过，他大部分时间都留在家中，广泛阅读，写下所接触的一切。那些欢闹的探险历程，大多发生在他巨大而不修边幅的脑袋瓜里。虽然这样，我们却不能低估柴斯特顿对他人的影响。甘地（Mahatma Gandhi）不少有关印度独立的意念来自柴斯特顿；他的一本小说激发科林斯（Michael Collins）争取爱尔兰独立的灵感；而鲁益师（C. S. Lewis）也以柴斯特顿为属灵的启蒙老师。
我开始认识柴斯特顿时，他已过世超过三十年了；但他复苏了我垂死的信仰，一如他感染过许多人。「我正是那个可笑的人，付上无比的勇气，只不过发现了前人早已发现的事物。」柴斯特顿欢欣鼓舞地宣称：「我的确试过建立一套自己的异端邪说；却在最后修订的阶段，发现那原来就是正统信仰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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柴斯特顿把今生视为一场宇宙的海难，寻找意义的人彷如从酣睡中醒来的水手，赫然发现珍宝散布各处，而这些正是一个他几乎想不起的文明遗下的残迹。他把金币、罗盘、华丽服饰等残片逐一捡起，试着理出头绪。堕落的人类就是处于这样的光景：大自然、美貌、情爱、喜乐等尘世间的美事，仍然带着它们原来意义的痕迹，但遗忘及失忆却玷污了神在我们里面的形像。
继《回到正统》后，我翻阅了许多柴斯特顿的作品。（他写过上百本的书。大部分作品都是由柴斯特顿口述，秘书笔录，然后他在初稿上作少许改动。这可让身为作家的我，足足沮丧了好几个星期。）那时候，我的写作正以痛苦为题，柴斯特顿的小说《名叫星期四的人》（The Man Who Was Thursday）对这个阴暗主题的处理，给予我很多灵感。令人惊讶的是，这本与《回到正统》风格迥异的书竟是同年的作品。柴斯特顿后来解释，他当时正苦苦纠缠于绝望、邪恶、人生意义中，甚至濒临精神崩溃。后来，他走出忧郁，设法在昏暗如斯的世界建立一个抱持乐观精神的理由。《回到正统》及《名叫星期四的人》就是他研读圣经《约伯记》的成果；一部是思辩曲折离奇的护教作品，另一部堪称结合间谍与梦魇的惊悚读物。
在《名叫星期四的人》中，柴斯特顿并未削弱痛苦和自由意志那不可估量的奥秘，相反地，他把那些奥秘转化成维护信仰的论据。就是从最不利的一面看，即使世上仅存最低限度的美善，而大自然又只显露神的背面，这个宇宙仍然提供了信仰的理由。在神对约伯说的一番话中，他提及的并非友善的大自然，而是其凶猛狂野的一面――河马与鳄鱼、雷暴与风沙、母狮与山羊、野牛与鸵鸟。大自然呈现的不是别的，正是一个神秘、难以估量的神，一个「完全的他者」，配得人类的敬拜。对于现实的秘密，我们或许只能掌握一些线索，但那是何其玄妙的线索！柴斯特顿后来解释：「仅仅是存在，即使还原到最基本的层次，也玄妙得足以叫人兴奋不已。与虚无相较，任何事物都显得壮丽动人。」
对柴斯特顿来说，也是对我来说，有神的谜团总较无神的答案令人满意。我同样相信，今生的美事是一场海难遗下的残迹，凭着这些光明的线索，人可霎见被黑暗笼罩的现实的真相。神以更多的问题回答约伯的问题，彷佛在说存在的真相远非我们所能理解。世上存留的，除了是神原本设计的残迹外，就是一种自由，一种选择相信或离弃这样的神的自由。
就此，柴斯特顿感受的是一份不搀杂的感激，他的回应活现在一首短诗中：
另一天又将过去，
其中我的眼睛、耳朵、双手健在，
而伟大的世界就在身边；
明天又是另一天的开始。
为甚么我能享有两天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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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了透彻了解人类的痛苦外，柴斯特顿似乎深深为痛苦的对立面――喜乐――着迷。他认为唯物论太浅薄了，未能解释尘世偶尔乍现的惊诧与愉悦，这种感觉给性爱、分娩、艺术创作等人类的基本行为，赋予了一种近乎奇幻的色彩。
为甚么性爱能带来乐趣？繁殖确实无须借助欢愉：有些动物只消分裂两半就可进行繁殖，人类甚至采用不牵涉快乐的人工受孕法来繁殖下一代。为甚么吃喝能令人陶醉？植物和低等动物没有奢华的味蕾，仍能摄取足够的营养。为甚么要有缤纷的颜色？有些人不能辨别色彩，仍能生活安好，为甚么需要把影像弄得这样复杂？
读了无数本有关痛苦问题的书后，我赫然发现自己从未碰上一本谈论喜乐的着作，亦从未遇过一位对人类喜乐的经验百思不解，且表示迷惘的哲学家。然而，喜乐耸现成为一个巨大的问题：相对于基督徒的痛苦，喜乐恰恰成为无神论者的哲学问题。在喜乐这问题上，基督徒绝对可以轻松面对。一个良善而慈爱的神，自然希望他创造的生物享受愉悦、欢乐和个人的满足感。基督徒一向以此为假设，然后寻找方法解释痛苦的起源。无神论者难道不应肩负同样的任务，解释在一个任意及无意义的世界中喜乐的由来？
踏上了漫长的心灵旅程后，柴斯特顿重回信仰的怀抱，因为只有基督教能提供线索，解开这些残迹的奥秘：「首先，我打从心底感受到世界是不会自我解释的……第二，我感到不可思议的力量应该蕴含意义，而意义背后应该有创造意义的人。世界上的事情有如带着个人色彩的艺术品……第三，就那个用意而言，我认为最初的设计是美好的，尽管有一些瑕疵，但瑕不掩瑜。第四，表达感激之心最恰当的方式是谦卑和节制：我们感谢神赐予啤酒和勃艮第葡萄酒，但不多喝⋯⋯最后，也是最奇怪的一点，我的脑海浮现了一个模糊而广阔的印象：在某方面来说，一切美善之事都是从原始时代的废墟中贮藏并神圣地保存下来的。人救回了自己的美善，有如鲁宾逊从破船中捡回自己的物品。」
柴斯特顿气势磅礴地，一下子助我们澄清了喜乐的问题。喜乐从何而来？柴斯特顿探索了不同的可能性，最后认定基督教是喜乐存在世上惟一合理的解释。喜乐的时光正是一场海难后冲到岸边的残片，是延伸于时间轴上天堂的碎屑。我们必须轻轻地处理这些遗物，一方面应当以谦卑和克制的心加以使用，另一方面则不应视之为我们应得的而加以夺取。
正如柴斯特顿所观察的，与其说性滥交是对性的评价过高，倒不如说它降低了性的价值。「抱怨只能结一次婚，就像抱怨只能出生一次，与当中涉及的无比兴奋绝不能相提并论。这个抱怨显示的，不是对性的极端敏感，而是异乎寻常地麻木⋯⋯一夫多妻制就是对性缺乏认识；就像一个人心不在焉地采下五颗梨子一样。」
我参加过的教会，向来都大声疾呼、强调享乐的祸害，以致我极少听到怀着盼望的信息。在柴斯特顿的引导下，我渐渐把性爱、金钱、权力及感官享受，视为神赐给人的礼物，但在堕落的世界，这些礼物有如爆炸品一样必须小心处理。我们已失掉伊甸园未受污染的纯真，如今每件美好的事物同时意味危险，潜伏着被滥用的危机。吃沦为暴食，爱变成淫欲，一路上，我们逐渐看不见赐给我们喜乐的是谁。古时的人把美好的事物变成偶像；如今，现代人称之为沉迷。这两种情况都显示，原来的仆人变成了暴君。
每逢周日，我扭开收音机或电视都会听见，传道人谴责吸毒、淫荡、贪婪，以及在美国街道肆无忌惮的罪行。对这些显然滥用神恩赐的行为，除了责备之外，我们或许应该向世界展示这些恩赐其实从何而来、好在哪里。邪恶最大的胜利也许是把宗教描绘成享乐的敌人，真相却是：我们享受的一切，都是创物主慷慨地施予世界的。
「就『正常』一词的准确意义来说，我是正常的。」柴斯特顿说：「意思是我接受秩序；对创造主和受造物的秩序，抱持感激之情，接受创造、生命和爱是上天赐予的永恒美事，而婚姻和骑士制度是恰当地管理它们的法规。」在柴斯特顿的影响下，我渐渐认识到一种要变得较「正常」的需要。从前，我把信仰视为一种寡言的、严酷的属灵操练，一种苦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结合，喜乐于是被白白浪费掉。柴斯特顿使我重拾一种对生命活力的渴求，这种活力来自人与神的联系；正是神从无到有的创造，带给我世上万物的乐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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柴斯特顿指出：「一个人下跌的角度可以有无限个，但叫人站住的却只有一个。」他最终因身体过重「下跌」，无法达到自己滔滔不绝宣讲的平衡。他不仅不知不觉采下五颗梨子，甚至全部吃掉。体重徘徊在三、四百磅之间，加上健康欠佳，他被取消从军的资格，这使得他受到一次唐突无礼的对待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，一个上了年纪的妇人在伦敦的街道上瞥见柴斯特顿。这个爱国者愤愤不平地说：「为甚么你不在前线（out at the front）？」柴斯特顿神态自若地答道：「亲爱的女士，你如果稍稍站过来一点，就会看见我正在前线。」（编按：out at the front可解释为「前面突出」；柴氏意指自己突出的身型。）
独特的外型使柴斯特顿成为伦敦讽刺漫画的宠儿。熟练的漫画家闲闲几笔就可捕捉他的神韵：从侧面看他就像一个巨型的大写字母 P。这个特色，加上其他怪癖，使他的名声更为显赫。柴斯特顿大部分古怪行为，跟典型那种不修边幅、心不在焉的教授十分相似。他不结领带出席婚礼，一双鞋子还黏着价格标签。灵感来了，他就随手捡起任何纸张，甚至是墙纸，草草写下笔记，有时候甚至浑然忘我地站在马路中央。有一次，他打电报给妻子：「正在哈伯勒市场。该往何处？」她打电报回覆：「回家。」
柴斯特顿乐于跟当时的不可知论者和怀疑论者进行公开辩论，最着名的对手首推萧伯纳。那时候，一场信仰辩论足以叫演讲室座无虚席。柴斯特顿经常迟到，到场后他透过夹鼻眼镜盯着自己那些凌乱的纸条，接着就开始娱乐他的观众：摆出一副紧张的神情，手指乱掏口袋，以假声为自己讲的笑话捧腹大笑。他往往把观众吸引到自己这一方，然后招待被他大惩小戒的对手到就近的酒吧庆祝。「萧伯纳就像米罗的维纳斯，他的一切都教人敬佩！」说罢，就深情地为这个朋友干杯。
汉米尔顿（Cosmo Hamilton）是柴斯特顿的一个争辩对手，以下是他所描述的个人经验：
听着柴斯特顿隆隆的笑声……看着他对我作出人身攻击后，自己却笑弯了腰，目睹他密集地发出雌孔雀般喜乐的笑声，以运动员的精神令一群惊愕的观众沉醉在爆发的欢笑中；对诸神来说，这一切不失为一个奇景⋯⋯对这个埋首字典的顽童、满口哲理的小飞侠彼得潘、幽默风趣的约翰逊博士（Dr. Johnson）、和善而华丽的小天使、渊博而有智慧的学者；我离开那房间时，多了一份自此与日俱增的尊敬和赞赏⋯⋯何等怪异、巨大、奇妙、深刻、怡人！前所未闻，日后亦难得一见。
在柴斯特顿的年代，严肃持重的现代人正寻求一种全新的统一理论，以解释过去，寄望将来。萧伯纳把历史视为阶级之间的斗争，提出一套社会乌托邦理论作为救世良方。根据威尔斯（H. G. Wells）的诠释，过去正逐步往进步和启蒙演变与推移（一个大半个世纪以来饱受驳斥的观点）。弗洛伊德（Sigmund Freud）揭橥了不受潜意识压抑和束缚的人类前景。讽刺的是，三位提倡进步的人都是面容严峻的。前额皱纹满布、一双瞳孔深沉而焦虑不安的他们，却娓娓陈述眼中乐观的前景。与此同时，面泛粉红的欣喜、眼睛闪闪发亮、不和谐的金胡子噗噗作响的柴斯特顿，正快乐地捍卫原罪、最后审判等「反动」观念。在一个充斥着鄙视宗教的「有识之士」的社会，柴斯特顿似乎本能地意识到，一个严峻的先知难以打动人心；他宁可扮演逗乐小丑的角色。
柴斯特顿声称不信任「严厉、冷淡、瘦削的人」，这也许解释了我为甚么愈来愈喜爱胖嘟嘟、令人愉快的辩解者。今日的教会，正是严肃持重者的天下。福音派信徒是奉公守法的公民，大多数美国人都乐意与他们为邻，却不大情愿多花时间与他们相处。神学家拉长着脸，就「信仰的当务之急」进行演说。电视布道家梳着一丝不苟的头发（往往还染上颜色），充满自信地点名谴责敌基督、预告世界末日何时来临、宣告怎样在这段期间活出丰盛而健壮的生命。宗教保守分子呼吁重整道德，基督徒普遍以节制、勤奋、功绩作为信仰的基本证明。
急于指出我们有多好的基督徒，也许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：福音是带着「以善胜恶」（eucatastrophe）的姿态来到世上，那是一个极美好的事物临到极糟糕的群众身上的救赎时刻。「悔改的大多数」或「罪得赦免的大多数」，岂非较「道德高尚的大多数」更能准确界定基督徒的特质？
柴斯特顿指出：「基督教的理想，并不是经过试验后发现行不通，而是因为难于实现而没人尝试。」真正的问题不是：「为甚么这样糟糕的基督教竟自称美好？」反之，真正的问题是：「为甚么人世间的事情这么糟糕仍自称美好？」柴斯特顿乐于承认教会大大有负福音所托。事实上，他指出，基督徒失败的见证，正是一个支持基督教信仰极有力的论据，这正好印证了圣经有关堕落和原罪的教导。世界出现问题，更加证明了教会的基本教义是对的。
《伦敦时报》（London Times）邀请一些作家以「世界的问题出在哪里？」为题撰写文章。柴斯特顿提供了最简短和切题的回答： 编辑先生：
在我。
柴斯特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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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天，我们仍然需要柴斯特顿。当文化和信仰变得更加分离，我们不妨汲取他的才华、他使人愉快的作风，尤其是他慷慨而愉悦的精神。当社会趋于两极化，就如我们的社会情况，文化与信仰彷佛站在一座大分水岭的两方，互相叫嚣。柴斯特顿采取另一进路：他走到吊桥中央，向任何一位欲作战的武士大声挑战；然后，他使站在两方的人都纵声大笑。纵使有不少个人的怪癖，他却充分阐扬了基督教信仰；论机智、幽默感和纯粹的智力，绝不亚于任何一个晚近时代的人。任何人若斗胆把世界从神和道成肉身的教义分割开来，他乐于亲自或藉文字接受其挑战，以骑士的热忱捍卫最后一座堡垒。
柴斯特顿自己曾说，带忧伤色彩的现代社会需要不一样的先知，以前的先知提醒人类大限将至，今日的先知该提醒人类死期未到。由那个腰围宽大、笑声澎湃的先知担此重任绝对绰绰有余。艾略特（T. S. Eliot）曾作以下的评论：「说到在现代社会中，确保重要的少数群体的生存――我认为他所作的较任何同年代的人都多。」我晓得他为我所做的，每当我感到信仰再次枯竭，就会走到书柜旁拿起一本柴斯特顿的书，然后，探险之旅又重新展开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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柴斯特顿作品推介
不用说，我建议读者先看《回到正统》。喜爱这本书的话，可进而阅读《永在的人》（The Everlasting Man），柴斯特顿在书中总结了耶稣的一生。《圣法兰西斯传》 （St. Francis of Assisi）和《圣多玛斯传》（St. Thomas Aquinas: The Dumb Ox）两部传记，也值得一读。此外，柴斯特顿的文章已集结刊印成不同的书册。超级忠实的读者不妨留意伊格内修斯出版社（Ignatius Press）的一项浩大工程：《柴斯特顿作品全集》（The Collected Works of G.K. Chesterton），其中三十五册已经面世。小说迷或可挑选《名叫星期四的人》及布朗神父小说系列。坊间有几部写得不错的柴斯特顿传记，但论到娱乐性（或令人兴奋的选择），绝对比不上他亲自动笔的《自传》（Autobiography）。最后，读者切勿遗漏了美国西顿大学（Seton Hall University）资料丰富的季刊《柴斯特顿评论》（Chesterton Review）。
本文改写自杨腓力《灵魂幸存者：他们助我跨越信仰危机》（Soul Survivor: How My Faith Survived the Church, Doubleday, 2001）其中一章，已获授予版权。中译本由香港学生福音团契出版社出版（2002年）。
抽言：
1. 今生的美事是一场海难遗下的残迹……存留的，除了是神原本设计的残迹外，就是一种自由，一种选择相信或离弃这样的神的自由。
2. 相对于基督徒的痛苦，喜乐恰恰成为无神论者的哲学问题。
3. 邪恶最大的胜利也许是把宗教描绘成享乐的敌人。
4. 「悔改的大多数」或「罪得赦免的大多数」，岂非较「道德高尚的大多数」更能准确界定基督徒的特质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