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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得念硕士班的时候,曾经参加一场本土社会学研究的座谈会,当时有一位看起来四十岁左右的老师说:「我觉得要做一些真的有价值的研究或社会实践,可能要完成升等,才能不用担心被学校开除的危险,安心去做。」
话才说完,另外一位年龄相仿的老师立刻回应说:「如果要等到升等的事情都弄完,大概都四十五岁左右了,到那时候整个思想的潜力都被教育体制框限得差不多了,很难再有想像力。就像一颗石头长期浸泡在某个颜色的水里,难以辨识自己的本色。到时候即使真的有心,也无力」。
这段对话至今言犹在耳,也会经常问自己:「我做的事情究竟是不是自己认为有价值、值得做的事?还是仅是为了别人一时的称羡目光、掌声?」
承认自己是少数
所以,年轻的时候每当有人跟我说:「你的意见只是少数吧!多数人根本不是像你这样想!」心里都会很不服气,因为这彷佛是在否定我的观点。用社会科学研究法的话来说就是:「你有严重的抽样误差」或是「你的观点不具代表性」。
但是我慢慢发现:「我确实只能代表自己」,而且「世界上多数人并不是像我这样思考事情」。甚至当有学生问我一些问题时,我也会在最后附加一句:「问我不准啦!你最好还是多问一些人,因为我是特例」。
有一次我询问一个价值观跟我南辕北辙,却每次都来上我课的研究生:「你明知道我们的价值观差距很多,我的作法也在你的职场格格不入,为什么你还要一直来上我的课?」
他说:「我就是用主流的价值观和方法很痛苦,甚至已经找不到出路,才想来听听从老师的差异观点还能不能发现一线生机」。
于是,我好像开始愿意承认自己是少数,甚至是极少数!原本存在我心中的那些不服气或恐惧,也没那么强烈了。因为我最在意的已经不是少数或多数,而是自己的价值观或生活模式是不是自己真心认为有价值、值得去做!
鞭策自己开始动手
上周五大学部的「哲学概论」课程,我跟同学们介绍J. Rawls的正义论时提到:公立大学或领取比较多资源的个人或团体,应该创造更多善或幸福,回馈给因自己多拿而遭受资源排挤的人,这样才能同时符合义务论和效益论的目标。
确实,对于自己能在公立学校享受较多教育和研究资源,我常是心存感激,因为这些都不是理所当然该属于我。所以在已经没有升等压力的情况下,如果我还拼命复制一些生活世界中早已充斥满满的东西,公立学校真的不需要花钱养我这个冗员。
也因为这样,我常提醒自己不要过度在意所在位置究竟是少数或多数,努力做的事短时间内能否看得到成果或领到大奖;而是能在教学、研究、社会服务或关怀学生各方面,长期且深入投入生活世界与周遭人最需要、最重要的事。即使这些价值判断还是难以避免会受到我眼界和偏好的局限,但至少我心里真的是这么想、这么做。
真的!有些自己真的觉得重要的事,现在不去做,明天或未来也不会做了;因为周遭总有看似更急迫的事在推促自己。所以齐克果在《勇气与谦卑》一书中提到:「真的很想做好一件事的人,一定会勇敢地面对自己的软弱,把自己当成不可靠的人。所以他们不会相信自己未来一定可以顺利完成某一件事,但一定会努力在当下鞭策自己开始动手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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